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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学矛盾的“死结”,如何打开?

时间:2024-07-30      来源:网络搜集 关于我们 0

北京邮电大学的15名研究生举报导师郑某的消息近来成为网络热点话题。近年来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矛盾每次一出现都会成为网络热门话题。虽然大多数研究生导师都是为人师表、尽职尽责,但确实不乏一些只把学生当“工具人”的导师,包括但不限于“让研究生接自己小孩放学”“让学生给自己打扫房间”“PUA学生直至学生患上抑郁症”“故意卡着不让学生毕业,在自己公司廉价打工”……有些导师甚至会觉得是自己给了学生一个读书拿学位的机会,这是对学生的大恩大德。

也正是因此,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出现了“高校避雷导师名录”,都是各路“奇葩”导师的学生或者曾经的学生给出自己的亲历为“后来者”提供参考,而且“奇葩”导师中外皆有。

虽然很多时候也有各种让导师“头疼”的研究生,但总体而言,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研究生是弱势群体,导师对他们是否能顺利毕业,对他们研究生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实,好的导师和好的学生本应是互相成就的关系,尤其是就当下而言,任何人都不具备对知识的垄断能力,当时代在变的时候,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还停留在过去学徒制的时代。

就北邮的举报事件而言,从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除了要关注这件事的结果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界线究竟在哪里?如何通过一些措施减少未来发生这类事情的可能性?

今天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投书本报,就研究生和导师之间频频发生矛盾的“死结”如何打开,给出了他的看法。也欢迎更多的导师和研究生参与我们的讨论。 ——编者

“北邮15名研究生23页PDF举报遭导师压榨!”4月10日中午,当一则微信推文的标题映入眼帘,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曝出一起”。

相关话题迅速发酵,涉事高校也“快刀斩乱麻”地作出处理。虽然舆情会逐渐平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研究生导学矛盾是个常见问题,教育界应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并出实招解决问题,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导学矛盾的普遍存在有深层次背景,在于导师科研、评职称、获得学术帽子的压力越来越大,而研究生实习、找工作的需求越发强烈,做科研、发论文、毕业的难度也很大。

我于1998年-2001年在复旦大学化学系跟高滋教授读硕士。当时,课题组导学关系简单,没有矛盾积聚。首先,当时的研究生只管做科研,根本不需要外出实习,也没有很多课外活动。其次,当时系里的导师数量少,师生年龄差距大,学生对导师非常敬畏。再次,当时的导师不像现在这样忙于各种事务,因而能把精力集中于指导研究生。总之,当时的学生纯粹,导师也纯粹。

而现在国内高校的导学关系更加复杂,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导师的压力非常大。他们不但要授课,还需要申请科研项目、做科研项目、发表论文,需要评职称,甚至非升即走。很多肩负家庭重担的年轻导师还在苦苦追逐“学术帽子”。各种评审和考核只管结果,不管过程,也不管干一件事情实际上有多大的难度。各种考核和评职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且说变就变。为了在学术界生存和发展,导师只能把研究生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使劲地催促研究生做科研、发论文。

而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面临着就业、职业发展的压力。别看很多学生在考研面试时信誓旦旦说自己喜欢做科研,但进校后,就会面临各种信息和选择——是否要当学生干部?是否要考证?是否要外出实习?到了高年级,研究生还需要很多时间找工作,甚至会在找到一份工作后,继续找更多的工作。

如果研究生遇到愿意为学生考虑的导师,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导师允许学生做“短平快”的课题,允许把科研论文发在审稿宽松的期刊,允许外出实习。这么做了以后,虽然导学矛盾不大容易爆发,但导师会被同事、领导质疑“放水”,也会面临发不出好的论文、申请不到科研项目的后果。

在很多情况下,研究生的诉求并不能得到满足。现在,硕士生9月份进校,至少需要花一个学期时间上课,到第三年的3月份提交学位论文——时间这么紧,很难既把科研做好、把论文发出来,还有大把时间实习。

更何况,有些导师提出远远高出申请学位标准的要求。比如,院系规定硕士生需要在普通的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而导师要求自己的硕士生必须在高档次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甚至在学生发表一篇论文之后,还要求发表第二篇、第三篇。于是,矛盾就激化了。

导学矛盾的频繁出现,还在于针对导学双方培训的缺失。目前,培训网络有待形成,培训覆盖面有待扩大,培训时长有待保证,培训内容有待优化,培训方式有待丰富。

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负责制”——研究生进校后,就被分到课题组,由导师来进行全程的培养。但每个课题组的要求、风格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导师让研究生集中精力做科研,而有的导师让研究生做杂事,并动辄打压学生。近年来,有些刚进校的青年教师被直接认定为研究生导师,他们缺乏丰富的指导经验。

有很多高校要求新上岗导师参加导师培训,但培训的内容五花八门。在会上,有的资深教授回顾自己建设学科点的经历,有的培训师介绍如何使自己的身心放松,还有的研究生院工作人员介绍学校研究生管理的基本情况。老教师往往会通过讲故事来分享自己的带教经验,但很少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即很少介绍如何运用路径-目标理论、情境领导理论等组织行为学的知识来带教研究生。

不但有些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而且很难说这些培训内容能够影响到导师的指导风格。有可能听讲时感到很受启发,但出了会议厅,导师还是我行我素。更不排除有的导师“被逼无奈”参加培训,在会议厅门口签到后,见机离去。

虽然有些高校研究生院不定期地举办导师沙龙,但举办沙龙的场地小,来的人也不多。疫情期间,很难举办线下的沙龙;而疫情结束后,教师们都忙着外出跑项目、开会作报告,很少有时间参加教学沙龙。

另一方面,高校很少对研究生开展关于读研、导学关系的系统培训。当代高校注重传授专业知识,而“如何读研”“如何与导师沟通”“什么是性骚扰”之类的话题往往被认为“不上台面”,而不被列入集体培训的范围。

但事实上,很多导学矛盾源于师生认知的差异。比如,一位研究生“幻想着”在读研期间能够出国交流半年一年,但导师坚决反对。很少有人会像兄长那样把种种事情“掰开来”,给研究生们说清楚利害关系,种种关于读研的奥秘也并非教科书和课堂所能覆盖,这就会给导学矛盾埋下伏笔。

沟通能力缺失,也是导学矛盾产生的原因之一。比如,很多研究生不提前写学位论文,也不和导师商量好,而是到了截止日期的前几天才把学位论文提交给导师审核,并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还有些研究生顶撞导师。这类沟通技能培训很重要,但很少被列入研究生的“必修课”。

由于缺乏培训,研究生往往不知道如果自己和导师之间出现了问题,应该向谁去说。而贸然“挣脱”课题组,可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不但别的课题组可能不收,而且即便换组成功,在以前课题组的研究成果都不能用于毕业,只得换课题重新开始。这就使得研究生更加苦恼。

改善导学关系、推进研究生培养,需要健康的舆论环境,期待“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机制和“公共导师”的指导。

导学矛盾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后,很多高校也许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因此无动于衷,不会“举一反三”地开展“亡羊补牢”的行动,更不会在网上吱声。

在教育界,缺乏对“可以还是不可以”的细致讨论,有的只是对导师职责的笼统介绍。举个例子:导师在出差途中,让学生到实验楼门口拿个快递,行不行?再比如,现在强调服务社会、产学研合作,导师从企业拉来“横向”课题,让研究生来做,但得到的项目成果无法写入学位论文。导师的做法对不对?

这样存在认知分歧的“点”还有很多。比如:研究生是不是只需要发表一篇论文,就达到毕业要求,还是学位论文要有系统性、导师同意,才能送审?研究生教育究竟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满足学生的需求,还是以导师为中心?

在自媒体和网络论坛,有很多研究生对导师的吐槽,以及研究生的困惑。但很少有导师愿意在网上“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报刊也很少发表“公共导师”的指导文章。确实有一些教育论文探讨研究生导学矛盾,但这些论文用学术语言写成,只是停留在发表于学术期刊,而没能“出圈”。

尽管如此,我坚持认为,应该通过座谈会、讲座、网络、报刊等,构建研究生和导师对话、交流的平台,并加强“导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以及人际沟通、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培训。研究生教育不仅仅是导师、学生个体的事,还是教育界的事、国家的事、全社会的事。如果对相关问题不讨论、不交流,只是停留在出事之后“救火”,没遇上事的高校暗自庆幸,那么以后还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

特稿记者常说外卖骑手、互联网大厂打工者被困在“系统”里。我看到的,是导师和研究生也被困在了“系统”里。导师困在了由科研项目、科研、论文、研究生、升职等要素组成的系统里,研究生困在了由科研、论文、导师、实习、找工作等要素组成的系统里。如果双方都能守规矩、做好各自的事情,那么,这两个系统以及它们组成的课题组系统会更加顺畅地运行。但问题在于,没有什么是理想化的。

面对不完美的导师、不完美的研究生,以及不完美的培养、培训和交流机制,教育界真的可以行动起来!

作者:马臻

文:马臻(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图:来自PEXELS免费图片栏 编辑:姜澎 责任编辑: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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