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01 来源：网络搜集 关于我们 0
建构起自己的原理体系，“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
构建当代中国的原创性思想体系是目前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回顾马克思当年的思想探索和理论创新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1856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与以往因贫困、饥荒和物资短缺等引发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的症结在于普遍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投机泡沫等导致金融动荡、民生艰难、阶层分化和社会困局。对此，马克思给予极大的关注，并矢志有所作为。在1856年9月26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指出：“这一次事情具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那么，面对当时的危机和革命的现实，马克思能做什么呢？1857年12月8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自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18日，马克思再次致函恩格斯，赋予自己的工作“双重”的任务：一是撰写“政治经济学原理”，二是加强对“当前的危机”的研究。他特别指出，前者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原理体系，才能透析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本质，“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马克思慨叹说：“我的工作量极大，多半要工作到早晨四点钟。”
马克思强烈地意识到深处危机时代以上两项工作的迫切性，但它们的开展却不是从这一阶段才开始的。相反，马克思此时已经有了从1843年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以来“黄金十五年”探索的积累。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变革是为这种工作确立哲学基础，用《哲学的贫困》中的话说，是建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定居伦敦之后，马克思密切注意英、德、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变化的现实，广泛搜集这些国家经济危机的实际资料。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他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中阅读了将近300种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研读政治经济学史和同时代经济学家的著作，写下了由24个笔记本构成、连续页码约1250页、篇幅总计达100个印张以上的摘录、札记和评论，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根据我们的研究，马克思在这部著述中不仅全面地考察了当时有关货币、信用和金融等经济领域呈现的危机状况，而且针对这些问题回溯和总结了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观点和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再次审视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全面而复杂的关系，由此上升到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和结构的总体探索。就是说，这虽然是一部“笔记”，但将现实考察、经济史追溯和理论分析集于一体，包含的内容和思想容量是非常大的。
正是由于有了《伦敦笔记》奠定的基础，1857年马克思借对巴师夏《经济的和谐》一书的评论，理清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政治经济学研究状况，特别是对其中学者们的四种“表现”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透析：或者提供的是“折衷主义、混合主义的纲要”；或者对个别领域有较为深入的分析，比如涉及当时“真正有些新发现的唯一领域”——流通，但凡论及殖民、土地所有制、人口等方面的著作，与过去相比，只是材料更为丰富而已，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如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或者只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而“这些完全是摹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相形之下，马克思认为“只有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著作是一个例外”。尽管对他们的经济学观点及其具体政策主张不以为然，但马克思指出，他们“是在相反的民族环境中从事写作的”，而“凯里是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们都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必须被变革和超越。
《巴师夏和凯里》部分虽然没有继续写下去，但其最大的效应产生了，这就是《1857—1858年手稿》的诞生。其中的“导言”极为重要，它是马克思社会结构学说和资本批判的方法论的凝练表述。只有将它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的“经典表述”结合起来连贯地考察，才能呈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与巨大张力：即它们之间在观点上并不构成矛盾和对立，而是一种互补和融通。
借助“导言”中建构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再结合此前《伦敦笔记》掌握的材料，以及同一时期对“当前的危机”追踪、探析而形成的1857—1858年《危机笔记》，马克思尝试提出了《资本论》的“五个分篇”计划。此后在“货币章”和“资本章”中他三次对此内容做出调整和进行了新的表述。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首次把“五个分篇”改成“六册计划”，又于3月11日、4月2日、1859年2月1日致他人的信中做出调整和修改，最终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公布。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内容的调整和修改，有叙述思路和逻辑推演方面的考量，更重要的是基于资本社会复杂结构及其内部要素性质和功能的变化。
然而，这也并非“定论”，因为马克思的探索并未到此止步。第一分册出版后，他的写作再次遭逢困境。他感觉到，如果全面展开，并不能达致对“资本一般”的深层透析。于是马克思暂停了“六册计划”的写作，再次回到古典经济学。这并不完全是为了理论史的溯源，而是借此实现《资本论》结构的新调整，最终形成“三卷四册”的新构架。这就是《1861—1863年手稿》重大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于1863—1865年写出《资本论》三卷初稿，之后从中整理出第一卷，于1867年9月正式发表。
我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定稿工作，也没有最终写出完整地表述自己这些新探索的结论的作品，但他晚年写出的庞大的手稿预示着其资本理论的新进展。这些探索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大大推进了1867年阶段《资本论》的认识：资本功能的变迁及其危机呈现的曲折性；国家和民族特性与资本社会的多种类型；资本扩张所遭遇的时间和空间屏障；资本批判与工人运动实践的复杂关系；对作为“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的新思考。
总之，正是在以上几十年不断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建构起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资本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思想。尽管在表述上它们并不完整和系统，但其思想主旨、内容框架和论证逻辑却是大致确定的，极富鲜明的特性，成为我们观察和认识资本时代、走向自由解放之路有效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武器。
马克思的思想探索和体系建构过程的启示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思想探索和体系建构过程，对于当代中国至少有如下的启示：
其一，全球眼光和历史视野。马克思从来没有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立场出发、基于阶段性发展的考量来思考问题，而是顺应“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和世界结构的变化，不断探求人类的发展规律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命运。
其二，所谓“原创性”并非一切从头开始，另起炉灶。它必须建立于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传统之上，又基于现实变化做出变革、反思和超越。可以说，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没有一个概念、范畴是其独创的，但马克思对到他为止的思想史上反复讨论的问题、学说以及概念、范畴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对其内容和逻辑有极为精准的把握，又在新的时代境遇和思维方式下赋予不同的意旨和涵义，并做出创造性拓展、深化和结构性的重组。
其三，理论体系建构包含核心“术语的革命”、结构框架的设计和论述逻辑的演绎，但并不局限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倾听实践的呼声，用现实来矫正、检视、提升思想，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反过来诠释、透析、反思、引导和超越现实。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介入现实生活，到在1848年革命运动中关注欧洲各国的政治变革，直到晚年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这些革命实践始终与其思想探索和理论建构不可分割，是相互关联、表征和促进的。
其四，思想建构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轻轻松松地完成。马克思的思想探索贯穿其一生，他写下的卷帙浩繁的作品记录了其不断追求的轨迹，其思想精髓并没有在为数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的成型、定稿和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中表述完。只有将这些作品与其生前未刊布的庞大手稿、笔记等一起观照，才能体会到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体系的深沉意蕴。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的那段话，最深刻地揭示了“原创性”体系建构的艰难——“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